作  者：朱小莲       插  画 ：李沐珊



在美丽的洞庭湖边，有个安静的小县城静卧在澧水之畔。那里气候适宜，土地肥沃，盛产水稻、棉花和油菜。这里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吃自家种的粮食，睡自家地里棉花做的棉被。



走进这里的小乡村，在一些白色的墙壁上，有用毛笔书写的粗大黑字“棉花加工厂” “大米加工厂”，浓浓的乡土气息从它们的横撇竖捺里透露出来，它们见证了小型加工厂在这片土地上的跌宕起伏。
我的父亲，一位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的老农民，就在我们村里经营着一家小小大米加工厂，我们那里叫打米厂。


这个打米厂是我二堂哥建的，他属于那个时代自主创业的青年之一。那时候的老家有很多年轻人，外出就业还没成为趋势，二堂哥一边在家带一岁多的女儿，一边开起了他的打米厂。
为了方便，二哥买了一辆小三轮，每天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后，便开着他的小三轮挨家挨户奔走，帮他们把称好的稻谷载到打米厂，再把打好的米送到他们各自家里，这在当时是很人性化且领先的服务，人们不用自己推着一百多斤的稻谷上山下岭，二哥也不会趁机短斤缺两，于是，生意越做越红火。


女儿渐渐长大，家里的开销也越来越大，虽然打米厂生意不错，但一年下来也结余不多，于是二哥和嫂子决定一起外出打工，便把打米厂免费交给了爸妈经营。

爸爸62岁那年，由农民一下转变成了小老板，但经营打米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对以前只种过田的爸妈来说，一切都要重头开始。

刚接手的那一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年。

爸爸一辈子干的是和黄土打交道的事，机器出一点点毛病便束手无策，请师傅来看一看，几个星期的收入就没了，如果来打米的人稍微一多，本不娴熟的爸妈可能会连吃饭的时间都挤不出。

打米加工的过程是机器将稻谷脱壳，再把大米最外面的薄膜去掉，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灰尘。

妈妈有哮喘，一天下来呼吸困难，咳嗽难忍，不久之后，打米厂的所有事物便落在了爸爸一个人肩上。


有天晚上十点多，我准备上床睡觉，接到妈妈的电话，妈妈焦急地说：爸爸的手被打米机打到了，医生说要动手术。当时我的脑袋嗡地一声，脑海里立刻浮现了年迈老父亲血淋淋伤残的手，内心愧疚又心疼，只怪自己没本事，都长大成人了，还要爸爸这么辛苦。
后来幸亏只是伤到一根手指，在爸爸的坚持下，消炎包扎就回家了。因为这次事故，每次回家我都会跟爸爸提别干了，可爸爸态度很坚决，说怎能说不干就不干，我也只好作罢。
坚持干了两年后，爸爸似乎和打米机处好了关系，一些小毛病爸爸也能顺利解决，在偶尔不忙的时候还能给筛子、发动机做做保养。
我时常跟他开玩笑说：“老爸，你这都老了还学了门手艺哦。”爸爸就会嘿嘿乐，再跟爸爸提别干了时，他就会说，等我搞不动了，或者你二哥不给我搞了，我就不搞了。
爸爸擅长的是种地，一颗种子一颗秧苗，什么饥饿营销、水涨船高、缺斤少两一概不懂。在津市牛肉粉都由五元涨到了八元时，爸爸依然坚持着一袋稻谷赚三元。遇到费口舌的顾客，说要拿走点谷壳回去装鸡蛋的，抓一把糠回去喂小鸡的，爸爸慷慨应允，所以有时候忙活半天，灰头土脸就赚回个电费，妈妈常常又生气又心疼，说老爸就不是做生意的料，要他趁早别干了。
一天下来爸爸也很辛苦，再听到妈妈的唠叨火气更大，和妈妈吵嘴几句后，又骑着他的单车奔打米厂去了。
几年下来，爸爸身边积累了一大群老顾客，他们家的大米快吃完了，就会用手推车或老年三轮车载着一袋、两袋稻谷来打米厂，卸下袋子后再去镇上玩一天，等到镇上老年娱乐中心下班了，他们便又来到打米厂，将自家的大米装车、回家，有时候刚好晚霞映红天边，如果遇到贪玩的，星光要撒满肩头。
爸爸在接手打米厂的同时，依然坚持栽种着家里的那几亩田地，土地静默，但它老实可靠，你播种什么，它就回报什么，付出多少，收获多少，土地带给爸爸的安全感和踏实感是其他事物无法替代的。



到了农忙季节，爸爸便不会整天守在打米厂，而是在自家的田间地头，顾客来了，他们便直接站在马路边，放开喉咙喊：朱斯（师）府（傅）~~~树梢的麻雀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叫吓得四处逃散，爸爸抬起头朝着打米厂的方向回道：来~哒~~~丢下锄头，蹬着他的单车头也不回地出发了。风将他的衣服鼓起一个大包，映着天边的云彩，我的爸爸变成了乘着热气球飞翔的超人。



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家庭，先生看到老父亲这么辛苦也屡次劝说，但最终拗不过，节假日回家时就会提着父亲的工具袋去打米厂帮他检修机器，紧个螺丝，上个机油，换条皮带。
打米厂地势稍低，遇到连续的暴雨，水就会一个劲儿地往里灌，最先遭殃的就是粉糠的发动机（所谓的粉糠就是稻谷进入机器，在机器里完成脱壳的工序，大米从机器的一边出来，稻谷壳便从另一边进入新的程序，经由机器后变成像白面一样的细末，这是喂猪的好饲料），而发动机一旦进水就意味着报废，换个新的好几百。所以大雨天爸爸就用瓢将水往外舀，一瓢一瓢，弯腰起身，弯腰起身。白天还好，最折腾的是晚上，雨哗啦哗啦下，爸爸一瓢一瓢舀。
去年的雨水尤其多，老父亲经常是累半宿，才合眼没多久，听到公鸡打鸣便又风尘仆仆出发。多次劝说无果后，我们就开始想办法来解决这个大难题，先生的动手能力很强，但这个事还是有点难度的，买电线，买自动感应的机器，如何走线，如何布局，如何才能当水达到某个位置时自动抽水。
爸爸从来不会提要求，如果我们不主动做，他会坚持着他的弯腰起身弯腰起身，虽辛苦，但奏效，只要是体力能解决的事，在父亲看来都不是大事。
去年是特殊的一年，平时正月初几就回到了工作岗位，去年在家里和爸妈过了个痛快的正月，由于不能外出，我们便在家里自娱自乐，期间时不时有人打电话要来打米。为了防止爸爸外出，老妈把每天的新闻念给爸爸听，希望他能重视这件事情，不要因为他的疏忽带回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爸爸也在妈妈每天的谆谆教诲下由满不在乎到戴起了口罩。
那天，我们四个人正在家里打麻将，依稀听到有人在喊朱斯府，我和先生最先听到，对视了一眼继续摸牌，紧接着妈妈也听到了，朝我眨了下眼，爸爸虽然年纪稍微大一些，但他耳聪目明，当时可能沉浸在即将自摸的喜悦里，没听见老顾客对他的召唤。
外面每喊一声，我们仨的内心就煎熬一次，毕竟还是正月，外面天寒地冻的。几分钟后喊声停止了，我们长舒一口气，终于可以安心玩牌了，就在我们准备轻松迎战时，家门外传来了“朱斯府，你在屋滴没。”瞬间，我们心惊肉跳，屏息凝神，妈妈正要摸牌的手停在了半空，我们仨齐刷刷地望向爸爸，他茫然地看着我们，到底应不应？此时的确不适合也不敢和外界接触，可人家都到家门口了。
随即，爸爸迷茫的眼神里多了一丝歉疚。妈妈最先读懂这个眼神，知道爸爸要去冒险了，她用脸色向爸爸示威，爸爸嘿嘿笑了笑，还是起身了，边戴口罩边回答道：“在屋滴，来哒，来哒。”事后，我们给爸爸算账，打一袋稻谷赚三元，一个口罩两块五，还有电费，机器磨损，人工费。爸爸也不辩解，只是嘿嘿乐，说：“他们家的米吃完了，街上都关门了，买不到。”
自从离家上大学后，和父亲的交流更少了，放假回家也是照面问个好。现在经营打米厂后，爸爸会跟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今天有个人说，我家的出米率蛮高了，打的米好白净。”说这话时，父亲的眼里写满了骄傲，像极了用米糊贴我从学校捧回奖状的时候。
在有了两个小家伙后，每次回家，爸爸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要亲要抱要举高高，用胡子扎她们的小脸是爸爸最擅长的。小时候，老爸就是这样扎我的。遇到下雨天，爸爸还会来接我放学，拿起我的书包，两手叉着我的胳肢窝，往他肩头一甩，我就稳稳地骑在他的脖子上了。我便抱着爸爸的头催促道：快跑，快一点，爸爸再快一点，他们追上来了。
快一点，再快一点，爸爸的胡子摩挲了我的整个童年，老父亲的肩头终于再也扛不起我的青春。幸好，寂寞了很久的肩头终于迎来了新的主人。每次和爸爸通电话，两个小家伙会争先恐后地叫老爷子，爷爷在电话那头快乐地应道：“诶，乖，好好读书啊，爷爷在家打米，攒钱给你们买单车”。
两个小家伙的先后到来，给我们的小家庭增添了很多欢乐，也给我们出了个大难题，带孩子的人手不够。爸爸和妈妈从我记事起就几乎没分开过，爸爸每天穿什么衣服，袜子在哪个位置都必须要问妈妈，至于自己做饭、洗衣服这类琐事就更不用说了。但考虑到我们目前的处境，爸爸毅然决定要妈妈来帮忙，我和先生提议他也一起来时，爸爸连连摆手：“不去，不去，城里我住不惯”。
每天，父亲不仅要经营打米厂，还要照顾自己的起居饮食，家里还喂了鸡、鸭、鹅，平时我们会尽量多回去，妈妈来一段时间后就回去呆一阵，时间久了，我以为爸爸习惯了这种生活模式，心中的愧疚也渐渐减轻。
有一天听到他俩打电话，两个人聊到妈妈来了几天时，爸爸说七天，妈妈说五天，后来一看日历，果然爸爸是正确的。我能想到的是妈妈不在身边，爸爸肯定是更辛苦，但我可能无法想象，在打完米后的闲暇，他会拿出手机翻看多少遍日历，掰着手指计算多少次妈妈来了几天，期盼多少遍下一次我们什么时候再回。



每一次回家都是满心欢喜的，因为我们知道父亲会在打米厂边的马路上，穿着他那件永远沾满灰尘的外套等着我们。

从车窗里看着与我一门之隔的老父亲，在蓝天的映衬下，头发已花白，皱纹深深地刻在了额头、眼角。短暂的相聚后不得不离去，汽车载着我们一直向前，父亲站在路边的身影越来越模糊，很想连着家乡一起打包，无奈现实过于单薄。

现在老家种田的人越来越少，不知道哪一天父亲的打米厂会成为历史，父亲不再被需要，但历史的车轮不会停止，除了一直向前，我们能做的便是微笑。



作者简介：朱小莲，一位热爱生活，亦热爱文字的语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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