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平均每天230人正在经历家暴!新法律能减少家庭暴力对女性和儿童的伤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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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直不敢想象加拿大去年平均每天会接到230个受到家暴而求助的电话而有酗酒问题的人家暴的可能性会更大这些暴力伤害会是孩子一生的心理创伤


受害者无法离开

玛雅就是受到家暴而产生心理阴影的一位。她的父亲的长期酗酒，喝完酒以后还会对玛雅和玛雅母亲进行家暴。玛雅说，如果知道父亲喝酒，就不想回家了。

玛雅透露，他的父亲他总是喝醉，或者就被抓进了监狱，或者和另一个亲戚住在一起。她从小就觉得，家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而父亲是个非常愤怒的人。

玛雅觉得，父亲酗酒，一定是为了麻痹自己的痛苦和不如意。

但随着玛雅长大，她父亲家暴她和她妈妈的迹象越来越严重。所以只要他一喝酒，玛雅就会和妈妈睡在一起，但即便如此，他还是会打开门冲进来大喊大叫。

目睹父亲无数次的暴力行为，玛雅想知道为什么她的父母还能在一起。她感到很矛盾。很快又意识到母亲留下来不是因为她想留下，而是因为她没有太多选择。



卢克之家的法律主管帕梅拉·克罗斯(Pamela Cross)说，做出决定的过程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玛雅的妈妈是很害怕的。由于家暴，她非常脆弱。在她的工作生活中，甚至在为人父母方面，她可能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女性，但在恋爱关系中，她不是那个有权力的女性，因为施虐者告诉她，‘我说了算’。”

当受害者决定离开时，或者当施虐者认为他们想离开时，他们受到严重伤害的风险最大。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决定寻求帮助时，这些支持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克罗斯说，法律界现在用“强制性控制行为”这个词来表示一种模式，这种模式让女性无法确定在什么情况下她们可以控制结果。



“所以试图走出这段关系，第一步是很难的，”克罗斯解释道。“这不是一击或一拳或一场争吵，把东西扔到房间的另一头这么简单的。对亲密伴侣施行暴力是一种很糟糕的行为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行为模式会不断升级，会迫使受害者按照施虐者希望她的方式行事。”

克罗斯说，这时候施虐者也会加强对受害者的控制，使用的策略不仅会让受害者感到恐惧，还会让她觉得离开对她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威胁说，如果他不能为所欲为，就会跟踪、骚扰并表现出胁迫行为。

“我认为很多人认为，一旦你离开一段关系，你就把所有不好的事情都抛在身后了，但当另一方有虐待行为时，尤其是当他有强制性的控制行为，他还没准备好放手的时候，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报警处理治标不治本

玛雅之前也曾向警方举报过她的父亲，因为她亲眼看到父亲抓住她母亲的头发，把她扔到床上。当时十几岁的她和哥哥感到无助，想要保护她的母亲，所以他们拨打了911。

“我从来没有因为报警而感到内疚，但我要救妈妈。当我报警的时候，第一次感到压力很大，”玛雅说。

警察来的时候，玛雅兄弟姐妹几个第一次感到一丝希望，以为帮助就要来了。可希望很快又破灭了。警察和儿童保护机构一离开玛雅家，生活就又重新回到了原点。



克罗斯说，家暴对于家庭和法律、社会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有虐待家暴被报告，但对于小一点孩子来说，儿童保护机构和警方可以介入。然而，对于大一点的孩子来说，就无法得到儿童保护机构的帮助了。

尽管克罗斯解释说，通常是受害者向警方报案，但在加拿大，警察有责任提出指控，但他们要看到家庭暴力的证据。

如果警方被叫到一户人家，看到发生过家庭暴力的任何蛛丝马迹，他们就有义务提出指控。可是这同时也有一个问题，挑战在于，还有很多的家庭暴力并非发生在身体上，而是情感上、心理上、口头上的。这种家暴是没有办法进行刑事指控的。



法律竟是女性反家暴的障碍

在玛雅的童年时期，她的父亲进过三次监狱，即使这样也并没有保护她的母亲免受父亲的家暴——尤其是当父亲的家人一起参与进来，并鼓励母亲让父亲搬回来和他们一起住的时候。

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试图离开施虐者时面临无数障碍，包括在法庭上。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只有12%的女性说她们对刑事法庭很有信心。

缺乏对法律的信心，普遍让女性在对待家暴事件时，面临超大的障碍。因为这不仅会让施虐者对下一次施暴存有侥幸心理。也会让受害者怀疑是否真的要离开。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加拿大法律最近针对家暴行为进行了重大修订。

克罗斯指出，《离婚法》和《安省儿童法改革法》都有重大修订。增加家庭暴力的重要标识性，这是法官在作出育儿安排时为了儿童的最大利益必须考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意味着要注意是否有强制控制、心理或经济虐待或威胁伤害的迹象。



法律程序本身就应该是一种威慑。但现在由于缺乏法律支持，60%到80%的女性无法更好地表达自己，无法有法律代表来帮助自己。这意味着这些女性要处理复杂的法律问题，同时还要应付法院系统，继续面临来自伴侣的持续虐待和威胁。

法律援助应该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多项服务，包括通过当值委员会提供出庭服务，由工作人员律师协助无律师代表的当事人。

安省法律援助(Legal Aid Ontario)东区总干事安尼克·威尔斯(Annik Wills)说，他们正在与外部利益相关方一道，努力消除自身流程中的障碍。

“我们知道，获得法律代表的途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目标是消除这些障碍，让受害者和幸存者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得到他们需要的援助，因为这在帮助确保他们的安全方面有很长的路要走。”



法律并不是唯一障碍

除了要通过一个复杂的制度之外，另一个挑战是，诉讼过程可能会很漫长，长达数年，在这段时间里，女性很容易受到伤害。包括在受害者在迅速获得限制令或孩子监护权方面面临障碍的情况下，如果施虐者决定不合作，使事情变得更加困难，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

这个体系的另一个缺陷是，在家庭暴力方面，法官和律师需要接受更多的教育。作为应用和解释法律的专业人士，他们需要了解这些妇女不得不忍受的暴力现实，以便帮助她们为自己制定最佳的可能结果。



根据克罗斯的说法，许多女性出于各种原因，包括恐惧、尴尬和报复，不愿透露她们曾处于家暴关系中。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制度，让家庭法律律师在案件提交时，自动、普遍地筛查家庭暴力。

克罗斯说:“律师们需要明白，那些走在办公室里，透露或不透露家庭暴力的女性，都受到了严重的精神创伤。所以律师需要提供一个了解创伤的方法。”



家暴问题仍在伤害女性

现在玛雅已经成年了，她的童年经历仍然是一个创伤。虽然她的父亲现在不再酗酒，并正在学会如何不用家暴的方式和家人相处，但她对父亲的感情还是很矛盾。

“他戒酒已经有5、6年了——他去了戒毒所，这对他有一点帮助。他的整个生活态度和人生观都改变了，”她说。

他意识到他真的要失去他的家人了。他现在已经失去了和儿子之间的父子之情，所以很害怕再失去和玛雅的父女感情，所以态度有所改变。



玛雅每次见到母亲，有时还会想起当时他们被父亲家暴的痛苦的岁月。玛雅现在还会提醒母亲，不能再忍受来自任何男人的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

根据2019年加拿大警方的数据，加拿大有超过2.2万名儿童和青少年遭受过家庭暴力。与2018年报告的1.9万人相比，这一数字有了明显增长。报告的案例中有五分之三是涉及到年轻女孩的。



这个数值在疫情期间更是迅速增长。由于大家都长期待在家中，矛盾无法化解时，家暴就成了唯一解决方式。根据收到暴力的女性的救助热线的统计，在2020年4月1日到9月1日期间，共收到51,299个求助电话，同比增加了12%。

加拿大进入第二波疫情后，家暴受害者救助热线接到的电话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60%。2020年9月1日到12月31日期间，加拿大各地的救助热线共接到2万多个求助电话，平均每天就有近300个人正在受到家暴对待。

希望会有更健全的体质和法律，来保护女性不受到家庭暴力的伤害。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明白，暴力不是解决家庭问题的方式。沟通和包容才能让家人更亲近，家庭更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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