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坠亡之后

作者：lost7（图片来源：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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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母亲节当晚18:49，成都49中高二学生林唯麒坠楼身亡。在不到48小时内，此事就发酵成为全国瞩目的事件。
孩子为何会坠亡，是自己跳楼，还是受人霸凌后推下？是自己有什么事想不开还是受老师人格侮辱？出事后学校是何时叫的救护车，为何救护车隔了那么久才到？校方为何不让家长见孩子的遗体，进而直接拉去殡仪馆，这到底是为什么？当时如何做的尸检、怎样查的监控、最后的死因监定又是怎么得出来的？凡此等等，都包裹在重重迷雾之中，在网上引发无数议论。
昨晚，成都警方终于发出了通报，认定“排除刑事案件”，并称“家属对调查结论无异议”：



这份通报并没有平息沸腾的舆情，很多人对此一头雾水，“怎么突然就无异议了”，而孩子的母亲也很快在微博上说不认同这个调查结果。也就是说，它与其说是“真相”，不如说是塞到你手里的“定论”——所谓“定论”，就是权威告知你的结论，对此不得有异议。
因此，这仍然没有回应人们的疑问，只是在驱散围观人群，仿佛轰走村口吵架现场的百姓：“都散了吧，该干嘛干嘛去。”哪怕你仍然满腹疑虑，但权威已经发话：这事就算过去了，你知道了真相又怎地？这重要吗？
正如有人一针见血指出的，此时留给“守法良民”的反应就只是：
没有异议。
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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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对真相的追索如此之难？简言之，这样的治理逻辑原本着重的就不是公开、透明地追查事实真相，而在于不管用什么手段，尽快地平息事态。无论是校方阻止死者家属见遗体，还是警方的通报，进而告诫不要“信谣传谣”，说到底都是为了控制事态的扩大化，预防事件不断延烧。
这深植于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运作逻辑之中，之前我就在《禁令的逻辑》一文中说过：管理者在意的并不是事物的对错，而是出于维护社会秩序的考虑，重点防范其可能引发的失控、混乱或破坏性。在这方面，同属东亚文明的日本也如出一辙，幕府时代一度有所谓“喧哗两成败”的法条，也就是说，两方之间出现纠纷，不论谁是谁非，一律治罪。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注重“和”（所谓“家和万事兴”）的家长制秩序下，最恐惧的就是出现纷争，因而需要预先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阻止人们以任何理由引发争论，或是吓阻各方挑起事端，或是快刀斩乱麻地强压当事人接受定论，又或是将那些仍然不依不饶要追索真相的人谴责为“唯恐天下不乱”。



不难想见，这样的做法在意的不是程序的合理合法，而是直达结果，因为它谋求的是不顾一切“把事摆平”，尽快让社会秩序恢复常态。
这可能是中国式危机公关的常态：它采取的方式不是迅速、实时的正面回应，透明化处理，以取得公众谅解，从而平息事态；而是相反，希望先平息事态（办法是删帖、压制或期待你自己过一阵就遗忘），然后悄悄地处理，让这件事过去，最好谁也别再提起。
这有时会产生相当讽刺的结果。有一次我在网上说了一嘴自己遇到的公共管理问题，事后很快有人打电话给我，向我道歉并澄清解释，甚至还给了我一些纪念礼品。我原先的不满也平息了，但当我说起是不是再去说下处理后续，对方立刻说：“那不用了。”
这意味着，在这种“摆平”的治理逻辑中，“事件”只是间发性的、缺乏连贯的，过去了就过去了，只要秩序恢复常态，没人提起，那就当它什么也没发生过。管理者并不是以此为契机公开透明地处理，以此赢得公众对它的信任感，而是事态始终处于可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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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到了网络时代，要完全控制形势已变得极其困难。消息的传播速度和范围都是过往难以想像的，一个事件在24小时就可能冲上热搜，引爆全网。这给危机公关处理带来了实时响应的巨大压力，使管理者往往更容易反应过度，而更棘手的是：试图控制事态的努力还很有可能反倒造成了事态的进一步失控。

像这样孩子坠亡的事件以前不是没有过，这次还有人提及江西女孩蒋雅琪、重庆女孩冯梦希的类似事件，但却都没有这次猛烈。这固然有可能是那些事件被很快压下去，又或者是现在的社会心态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但更有可能的一点是：像不让家长见孩子遗体，直接拉去殡仪馆的极端做法，违背了社会普遍的伦理感知，不仅没能平息事态，反而引发了公众巨大的质疑。



网上的一些高赞留言已体现出人们对此的困惑：

“她孩子没了还不能看监控？你在商场丢了东西人家还帮忙广播，特殊情况也给你视频看的。”
“高坠死亡得有个区别吧，为什么来辟谣却又不表达清楚呢？自己有意或者不小心造成高坠，他人有意或者不小心致其高坠，到底是哪个造成的？没有弄清楚怎么能排除刑事案件呢？”

面对公众的一片质疑，成都市成华区教育督导室的两位督导在昨天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宣称，他们未收到有家长反映学校校风、师德等存在问题，“学校的学风、校风都是非常的不错”，“我们在没有知道具体真相之前，任何发声，都是不负责任的”。

这样，兜了一圈之后，系统又回到自己的逻辑原点：只有官方给出的“定论”才是“真相”，任何异议都是不负责任的（意思是有意制造混乱）。然而，如果你真想知道真相，却又恰恰需要通过舆论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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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这时候就会发现，舆论也分裂了，而这种各表立场的争论，最终又会被利用来掩盖问题的核心，或将追索真相的努力消耗在对骂的泥潭中。
当然，对一件事有不同看法是再正常不过了。很多人与其说是冷漠、不尊重生命，或一味信任官方的说辞，倒不如说是他们不想自己心目中的那个日常秩序被动摇。很多人对此轻描淡写（“一年几十起学生轻生事件，很常见，有什么可惊诧的”），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这都是很“正常”的。

还有一种声音，则是这个原子化社会的典型产物：它对真相不感兴趣，也不在意事实如何，只要不影响到自己。电影《我不是潘金莲》里就有这样一个桥段：果园老板既没兴趣知道女主角的心情，也不阻止她自杀，只是要求别在自己果园里上吊，“要死死远点”，别碍着我就行。



这可能让很多人感到寒心，但道德谴责无法制止或改变这种态度，因为它与其说是“人心”的问题，倒不如说是系统干预的必然产物：分散、互不联合的一盘散沙是没有威胁性的，这些人也往往自认不会招来任何麻烦，而专注于谋求自己的利益，所谓“各家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他们反倒常会讥讽那些关心公共问题的人是吃饱了撑的，因而他们最震惊的往往是轮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为什么？我也？”

毫无疑问，这些都很难在一夜之间改变，只有我们每个人都逐渐意识到，在这个系统里，没有人能独善其身，误以为自己能幸免，其实不是精明，而是愚蠢。也只有在“公众”逐渐成形，发出共同的声音时，透明的追责才会逐渐到来，到那时，管理者将会意识到，“真相”也许可怕，甚至难免仍有争议，但却才是平息事态真正最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