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爸爸:孩子是老婆生的,我有产后抑郁的资格吗?

一直以来，「偶尔治愈」对生育话题给予很多关注。

实际上，孩子降生后，不止女性会遭遇心理风暴。
研究显示，大约每 10 个新手爸爸中，就有一个经历过产后抑郁。他们的病症不仅关乎个人，还会增加妻子出现心理问题的风险，对孩子也有着长远影响。
这个月的 20 号是父亲节，「偶尔治愈」发布这篇文章，希望传达一个观点：无论哪一方遭遇这场风暴，都需要夫妻共同面对。
能帮助他们度过风暴的，是一种针对整个家庭的生育支持体系。

男性不会「免疫」
马克 · 威廉姆斯越发感觉周围的墙正向自己逼近，他无处可逃。
2005 年，这位来自英国西南部小镇的推销员刚刚成为父亲几个月。在他回归职场的第一天，曾经的游刃有余消失殆尽，面对客户，他紧张得难以开口，认定糟糕就写在自己脸上。
窒息感越来越强。会议结束，马克拒绝了家人接他下班的提议，关掉手机，跑去酒吧，喝得酩酊大醉。
一切变化是从妻子米歇尔分娩那天开始的，那是 2004 年 12 月 1 日。
整个过程持续了 20 个小时，马克一度以为，自己的妻儿就要死了。最终，米歇尔接受了紧急剖宫产手术。
14 年后，马克在《奶爸抗郁记》一书中回忆起那个冬日，见到儿子的第一面，自己并没有预想中的幸福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让他「脖子后面的汗毛倒竖」。
此后的几个星期，马克一闭上眼，就能看见托盘里的手术刀，「看见它们切割米歇尔的身体，血弥漫开来」。他甚至能清晰地「听到、闻到那个场景里的一切」。
他想尽力做个称职的父亲、丈夫，在妻子怀孕时去上产前课程，并戒掉了十几年的喝酒爱好。儿子出生后，他每天和脏尿布打交道，半夜爬起来喂奶，小心翼翼地关照妻子的情绪。
但无力感如影随形，就像「有座高山要爬，每前进一步都会后退三步」。同时，由于无法及时返工，家里的经济压力剧增，甚至背上负债。
马克逐渐失控，开始重新寻求酒精带来的快感，并出现了自伤行为。有一次，他一拳打在沙发的木框上，手骨骨折，以此让自己「短暂地忘记痛苦」。
有时，见到别人玩得开心，马克的内心充满仇恨。他笃定，自己的生活「永远不会变好了」。
那时的马克还未意识到，自己患上了产后抑郁症。


2018 年，马克·威廉姆斯将自己的经历写成 Daddy Blues: Postnatal Depression and Fatherhood 一书，希望能让人们意识到，男性产后抑郁的问题愈发普遍。中文版《奶爸抗郁记》于 2020 年 12 月出版。
1968 年，「产后抑郁症」被首次提出。它一度被认为是女性独有的病症。
近 20 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男性也会遭受产后抑郁的困扰。
2018 年的数据显示，马克所在的英国，有 21% 的新手爸爸经历过产后抑郁。
而在中国，综合 2015、2018、2020 年的研究，男性产后抑郁的发生率约在 7.39～11.95% 的范围。
提到产后抑郁，人们或许会想到孕期和产后的雌激素变化、分娩并发症以及母乳喂养时出现的挫折，这些带有女性特色的因素，令一些人误认为男性会对产后抑郁「免疫」。
实际上，男性的多项激素水平也会在配偶分娩后发生变化，像睾酮的下降和催乳素的上升，都会对情绪产生消极影响。
更多时候，他们的痛苦与社会心理因素相关：
一位中国的软件工程师为了支持处在事业上升期的妻子，在孩子出生的第 9 个月开始居家办公，时间表被塞得满满当当。濒临崩溃的他曾在电话里大吼，「我也想出去工作」，之后又强迫自己冷静，去给孩子做辅食；
一位媒体人意外迎来了新生命，因为不想孩子一辈子待在小县城，他和妻子掏空所有存款，卖掉汽车，还以 10% 的利息从亲戚那里借了笔钱，在南方的一座沿海城市买了「坟景房」。作为家里那时唯一的收入来源，他感到压力倍增。
还有新手爸爸在社交平台分享，因为全家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孩子身上，他感觉自己「每天活得像个机器」，只有在需要人取包裹或购物的时候才被想起。他想过离家出走，甚至想过自杀，但害怕被贴上「没担当」的标签……

共进退的夫妻
在关于男性产后抑郁的文章下，时常会有这样的声音：当下，女性的产后抑郁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为何关注起新手爸爸？
毋庸置疑，在怀孕和产育过程中，女性付出得更多。即使配偶的育儿参与度很高，十月怀胎的辛苦、分娩后的诸多后遗症以及更大可能停滞的职业发展，仍是对方难以分担的。她们的确需要诸多关注。
但在为人父母、「打怪升级」的路上，夫妻永远是共进退的。任何一方出现问题，都会加重另一方的负担。
马克并非家中唯一被产后抑郁击中的人。妻子米歇尔从医院回到家后，马克就察觉到了异样。
「她的身体语言最让我害怕：肩膀下垂，背部驼起，嘴角向下撇，像个提线木偶，有人剪断了牵引她的线。」
亲朋好友来祝贺新生命的到来，米歇尔总是避开。在例行的健康随访中，她被诊断出产后抑郁症。
马克主动承担起更多的育儿任务，尽力陪伴妻子熬过发作。
尽管有专业人士的帮助，米歇尔却不见好转，甚至流露出「被车撞死反而更好」的想法。马克长久地浸泡在挫败感中，更致命的是，妻子不愿别人知道自己患病的事，他只能孤军奋战。重压之下，马克的心理问题也逐渐凸显。
配偶的精神状况是男性产后抑郁的最强预测因素之一。澳大利亚和巴西的研究显示，如果妻子患有产后抑郁症，丈夫患病的风险将增加 2.5 倍，当妻子的病症达到中重度，丈夫的风险将增加 8 倍。
对于患有产后抑郁症的新手妈妈，丈夫的支持是康复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同时，他可以起到一种缓冲作用，使孩子尽可能免受负面影响。一旦丈夫的状态也出现问题，这个「缓冲区」就会消失。
马克被抑郁击倒后，不得不请求岳母从另一个城市搬过来，以免妻儿的生活陷入更大的混乱。为此，岳母放弃了自己的工作。


图片来源：IC photo（上海的一位年轻妈妈通过「给栏杆织毛衣」，呼吁社会关注产后抑郁。）
另一方面，男性在经历产后抑郁时可能出现的回避和敌意，甚至更为极端的暴力，会对夫妻间的有效沟通造成威胁，进而增加妻子患病的概率。
而负面情绪对男性育儿行为的影响也是切实可见的。曾有美国学者以 1700 多名 1 岁孩子的父亲为研究对象，发现相比心理健康者，抑郁的父亲给孩子讲故事的概率低了一半，但打孩子屁股的概率高出 3 倍。
孩子的成长因此埋下苦种，等到问题破土而出，或许已是几年之后。
已有的研究证实，男性的产后抑郁会增加孩子在四五岁时出现行为问题的风险 —— 尤其在男孩的多动与女孩的社交能力不足等方面。
而孩子在七八岁时出现的精神疾病也与父亲的产后抑郁有一定关联。同时，父亲患病也不利于孩子学习能力的发展。
这意味着，男性的产后抑郁不仅关乎个人，更与妻子、孩子的福祉息息相关。

「用男人的方式坚持下去」

在抑郁的泥潭挣扎了 6 年多，马克才真正开始寻求医疗系统的帮助。
那段时间，他严重到反复出现自杀念头。他停止了一切事情，无法回复邮件和短信，甚至不能坐下来看电视。彻底垮掉的那天，他到了办公地点，却连下车都做不到。
「我的面具戴不住了」。止不住的哭泣中，他拨通了心理热线。
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克一直在隐瞒自己的情绪。他出生在矿区，从小接受的是「硬汉教育」，认为男人不能轻易流露自己脆弱的一面。那里的人们会说，「抑郁症？得了吧，总有比这更糟的人！」他也是其中之一。
「我想用比较男人的方式坚持下去。」马克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境。
几年间，他先后尝试过的「比较男人的方式」包括：用每天 5 品脱（约合 2.84 升）的酒忘记悲伤；沉溺垃圾食品，胡吃海塞后再去健身房发泄；带妻儿去国外度假；为跆拳道黑带努力训练，期待冠军奖杯能带来情绪的上扬。
在传统社会对男性角色的期望下，多数新手爸爸做出了和马克一样的选择。
抑郁之后，他们有的格外喜欢给妻子买东西，「这样才能快乐一点」，有的半夜躲进厕所，连抽十几根烟。
一位心理学出身的父亲，坚称「情况可控」，他的应对方法是报复性地吃宵夜，结果很快就胖了十几斤。他说自己总想为家人硬撑，「这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
他们本能地回避真正的问题。
株洲的一位新手爸爸，在妻子产后的第 40 天，听说上门访视的医护人员带来了心理咨询师，竟然落跑了。
研究显示，相比女性，男性在遭遇心理问题时的求助意愿更低，对治疗抱有否定评价的概率更高，也更容易中途放弃治疗。
他们时常背负着病耻感。
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受访者中仅有的几位正在服用抗抑郁药物的父亲，都以中肯的态度提起配偶的产后抑郁症，却回避用这个词语来描述自己。


图片来源：Fathers Reaching Out 官网（2020 年，马克公开分享自己的经历，主题是「新生儿父亲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一次严重的发作中，马克差点收拾行李离开家乡，认定自己「已经成了一个累赘」。他第一次走进成人心理健康中心，一心只求住院，却在看到熟人的刹那，转身跑走，没有一丝迟疑。
那天，他没有再返回医院，而是在酒吧的角落坐了 5 个小时。
除了社会性别范式的驯化，一些产后抑郁的男性不曾表达痛苦的另一缘由，是担心自己的求助会分散专业人士对妻儿的关注。
他们会质疑，自己是否有抑郁的资格——
「妻子才是整日和孩子待在一起的人，我只是在下班后帮 6 小时的忙，就处理不了了？」
「我没有经历怀孕和分娩的痛苦，我的感受没有妻子的重要。」
马克把妻子所受的痛苦全部归咎于自己。
就医前唯一一次和朋友谈起产后抑郁症，对方说，自己的妻子也抑郁过，但一两周就克服了。马克深感挫败，「所以没有跟别人说我的事，我觉得自己不配拥有好的感受」。
习惯隐瞒痛苦的新手爸爸，多数时候需要被家人和朋友点醒。这依赖于人们对男性产后抑郁的认知，然而，这种认知目前还比较有限。
英国的一项研究向 400 多位成年人展示了两个不同性别的产后抑郁案例，有 97% 的人察觉到女性案例的异样，与男性案例相比高出 21% ；90% 的人将女性案例的异样定义为产后抑郁症，而识别出男性案例患病的，仅有 46% 。
专业人士认为男性的产后抑郁「模糊且难以察觉」。
针对瑞典儿童健康中心护士的研究显示，除了男性不愿谈论自己的情绪的原因外，他们遇到的困难还有：识别男性产后抑郁的经验匮乏，与新生儿父亲接触的机会较少，以及缺乏权威的评估工具（通常使用的爱丁堡量表，是在 1987 年为评估女性的产后抑郁而设计的）。

针对整个家庭的支持体系
当新手爸爸终于开始正视自己的心理问题，却发现能寻求支持的途径并不多。
接受治疗的第二年，马克在健身房偶遇了一位同样经历过产后抑郁的男性，他意识到这个现象或许并不少见。回家后，他立刻搜索了相应的支持小组，但一无所获。
许多父亲有着相似的体验。他们在书籍和网络上寻找应对产后抑郁的信息，却只习得了「如果妻子患上产后抑郁症，要如何帮助她们」的知识。
他们感觉自己被排除在产后服务体系之外。
在产后随访中，米歇尔的问题很快被捕捉到。她被转介给心理小组，不论何时有需要，小组的人都会出现。指导米歇尔服药的医生，在她病情加重时，推荐了一家日托中心。
在那里，米歇尔试着和其他心理疾病的患者交友，一起玩棋盘游戏，参加互助回忆活动，学习如何调整情绪。当她出现自杀念头时，危机小组做了及时的干预。
对于这些提供产后服务的专业人士而言，丈夫马克更像是一同将米歇尔拉出泥潭的盟友。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也可能是那个需要帮助的人。


图片来源：IC photo（2021 年 6 月 19 日，河北一家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教授新手爸爸换纸尿裤）
在英国，大多数新手妈妈会在产后 4～6 周和 3～4 个月的随访中，填写筛查抑郁的爱丁堡量表，这是基于国家健康与临床卓越研究所在 2007 年的倡议。
量表给出了 10 项表述，比如「很多事情冲着我来，使我透不过气」，或者「我一直不快乐，以至于无法入睡」，填写者需要评估，与从前相比，自己在最近一周中是否更加符合这些表述。
一位父亲曾对研究者说，阅读量表之后，自己在一旁尴尬地笑了。「我意识到，里面的每一道问题，也该来问问我。」
2018 年，英国出台政策，如果新手妈妈被诊断出精神疾病，她的配偶也将接受心理健康筛查。
2020 年 9 月，抑郁症筛查被纳入中国女性的常规孕检和产后访视。但新手爸爸仍在视野之外。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呼吁，以整个家庭为服务对象建立生育支持体系。将父亲纳入常规的产前教育中，让他们像妻子一样，逐步适应即将到来的角色。产后随访时，对于夫妻双方，都要进行心理健康筛查。
父母共享的带薪育儿假也是体系中的一环。它不仅能缓解男性的亲职压力和经济压力，降低产后抑郁的风险，也可以减少女性因生育而遭受的就业歧视。
当下，至少 45 个国家正在为男性提供育儿假。
最常被提及的瑞典，在上世纪 70 年代以共享模式取代了女性独休的产假，但囿于根深蒂固的父权文化，男性休假的比例很低。
1995 年，瑞典设置了不可转让的父亲育儿假，目前的「底线」是 3 个月。后来还设立了专项奖励，如果夫妻对半分，每人休 240 天，将得到最高的津贴。
国内的男性陪产假为 7～30 天，多数地区为 15 天。不久前，随着「三孩」政策的到来，国务院提出，将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开展共同育儿假的试点。
针对整个家庭的生育支持体系，也是马克所期待的。
过去的 10 年间，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做出努力。他建立了名为「爸爸的援手」的组织，在各地开展互助小组；到许多国家演讲，呼吁对新手父母给予支持；他还发起了一个全民意识日，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迎接新生命后，夫妻双方都可能遭受心理问题的困扰。这个日期，他选在了父亲节的后一天。
在书的结尾，马克仍不敢说，自己已经痊愈了。当时，距离他成为一个父亲已经 14 年了。
但他已经学会接受，没有完美的父母，也无须完美。他会说，成为父亲是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经历。
*男性的产后抑郁症尚无规范定义，通常是指新生儿父亲在产后 12 个月内发生的抑郁症，高发期是产后 3～6 个月。风险因素包括配偶的产后抑郁症、抑郁史、意外怀孕、经济压力、婚姻质量低等。
*可能的表现有：对未来充满恐惧、无助和不确定感；脱离家庭生活、工作和社交；做事犹豫不决；沮丧、易怒、愤世嫉俗；出现婚姻冲突，甚至对伴侣施以暴力；消极育儿；酗酒；失眠；一些躯体症状，如食欲不良、腹泻、头痛、牙痛等；
如果出现以上表现，请引起重视、及时筛查，具体以医生诊断为准。
参考文献：[1]（英）马克·威廉姆斯著，丁纪允译，《奶爸抗郁记》，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 年[2]Forgotten Fathers: Postpartum Depression in Me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019, Vol. 40(8)[3]New Fathers’ Perinatal Depression and Anxiety-Treatment Options: An Integrative Re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Men’s Health, 2017, Vol. 11(4)[4]Fathers' Depression Related 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Parenting Behaviors With 1-Year-Old Children. Pediatrics, 2011, 127(4)[5]Mental Health Literacy of Maternal and Paternal Postnatal (Postpartum) Depression in British Adults.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2020, Vol. 2[6]Paternal Postpartum Depression, its Relationship to Maternal Postpartum Depress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Family Health.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2004, Vol. 45(1)[7]We are also Interested in how Fathers Feel: A Qualitative Exploration of Child Health Center Nurses’ recognition of Postnatal Depression in Fathers. BMC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 2015[8]Fathers’ Views and Experiences of their Own Mental Health During Pregnancy and the First Postnatal Year: A Qualitative Interview Study of Men Participating in the UK Born and Bred in Yorkshire Cohort. BMC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 2017[9]丁金锋、孙玫、唐四元：《男性配偶产后抑郁症的相关因素及防治措施》，中国全科医学，2015 年第 31 期[10]赖敏华、温馨、李文硕、姜梅、李峥：《新生儿父亲产后抑郁发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华护理杂志，2015 年第 5 期[11]袁晓红、冯霞：《初产妇女配偶产后抑郁的影响因素》，生殖医学杂志，2021 年第 1 期[12]《当奶爸患上产后抑郁》，真实故事计划[13]《产后抑郁的爸爸们，逃避和爱都是本能》，火星实验室
撰文：陈怡含
监制：苏惟楚封面图来源：图虫创意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偶尔治愈（to-cure-sometimes），授权丁香园转载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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