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鲁多父子，摄于1982。Photo by: PBA Lille,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就本次选举中存在的问题而言，既围绕着新冠疫情和应对疫情的政治反应，也映射出了至今还无人真正懂得该怎样在疫情间搞政治的事实，甚至连那些似乎已经最负责任地应对它的领导人，都遭到了它的背叛。 特鲁多领导下的加拿大在疫情开始时做得不错，在早期可怕的几个月里似乎比美国做得更好，甚至使笔者这个侨民，都满怀希望地认为加拿大的社会资本才是一个有效应对措施的基础。但是，去年冬天，情况出现了黑暗的转折，当蒙特利尔和多伦多被彻底封闭时，纽约和波士顿却谨慎地开始重新开放，然后当疫苗推出时，加拿大似乎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欧洲的分配速度。 人们普遍认为，加拿大在放弃疫苗生产方面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使其只能被动追求疫苗而不能主动制造它。 可在那一刻，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而这个史无前例的扭曲故事确实已经反复了无数次。在反疫苗宣传和特朗普右翼的非理性地充斥着美国的时候，加拿大接种疫苗的公民比例激增，现在近70%的人口已完全接种疫苗。 一个新的极右团体，加拿大人民党，体现了反疫苗的愤怒，本月早些时候，在安大略省，一小群似乎受到人民党鼓舞的抗议者出现在竞选集会上，向特鲁多投掷石块，尽管，鉴于这里是加拿大，他们只是丢了点砾石。 西部各省的保守派省长，试图对疫情采用更轻松、更自由的方式，今年夏天提前重新开放，结果基本上是灾难性的。阿尔伯塔省发布了卫生保健紧急状态，上周，省长杰森·肯尼居然为他的行为道了歉，说他将订制疫苗护照和其他限制措施，没有采取特朗普主义式的反应，即加倍反抗，藐视任何人，不做任何事情。 加拿大没有默多克的新闻媒体或福克斯电视台，这表面上似乎是一个次要原因，然而，英国和美国以及澳大利亚的经验都表明，这实际上是一个主要原因。也许阿尔伯塔省的道歉，以及它对鲁莽的右翼政府危险性的隐含警告，帮助特鲁多在东部大城市取得了胜利。但其中更大的寓意似乎是，没有人有足够的把握驾驭疫情的黑云。
Photo by: Photo by Deb Ransom,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这次选举的另一个基本规律却有着更大的意义，可这一点却很容易被忽视，也许现在所有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都面临这个问题，那就是城市和农村选民之间巨大且不断增长的分歧。 多伦多和蒙特利尔是坚实的自由派红色区域，其余的农村地区基本上有着更多的右翼，这重复着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相同模式。这在加拿大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模式：社会民主党的合作社联邦联合会，即新民主党的前身，通常被认为是为加拿大带来全民医保的首次尝试，其根源是大萧条时期的西部农村和农业运动。 赞扬停滞的言论是加拿大人所反感的，特别是当这种言论来自于住在加拿大的外籍人士，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或者是没有充分重视国家的问题，比如北方气候变化的破坏、对寄宿学校中原住民犯下的错误仍然缺乏充分的忏悔等。 至少从笔者这个住在蒙特利尔的外国人看来，加拿大媒体在选举后的语气即酸涩又讥诮，有很多人批评特鲁多在疫情期间提前两年召集选举，尽管作为一个议会政治家，试图将少数党变成多数党是他的权利，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的责任。 加拿大领导人必须每四年举行一次选举，但可以自由地进行赌博，提前举行选举。 也有很多人责备奥图尔，因为他没能把保守党带到中间派位置，尽管他努力了，并在他不算是认输的演讲中向LGBTQ的选民喊话。也有很多人对毫无意义的停滞不前进行了谴责，毕竟，这确实是这个国家的真实写照，矛盾的是，到目前为止，停滞似乎并没有对治理的有效性造成了什么障碍，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人看来，特鲁多要求进行投票是轻率的原因之一。
Photo by: Lovers Lounge,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当然，攻击特鲁多举行这次选举的讽刺后果是，如果他在四年内不再召集另一次选举，他的批评者也很难去谴责他的不作为，毕竟他们曾如此强烈地谴责他召集这次选举。 政治上的停滞已被锁定。尽管如此，无论在哪个可能的候选人治理下，加拿大都会是一个体面、理智负责任的政府。这标准很低，没错，但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标准也不算太低，它可以让一个民主国家低头认输（编注，显然作者是在说美国）。 加拿大仍然是一个幸运的国家，但不是一个自满的国家。其幸运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它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有多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