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鹅被“炖”了,波司登们机会来了?

加拿大鹅的这个冬天并不好过。
#加拿大鹅规定中国大陆门店不得退货#？？#加拿大鹅又称线下可退货#？#加拿大鹅虚假宣传#？其实是加拿大鸭？ 这一连串的热搜，让人不禁目瞪口呆：为什么加拿大鹅敢在中国消费者的雷区里疯狂试探？要知道早在50年前，1972年，中国鸭鸭早就出口加拿大了。 今天，我们就来拆一下加拿大鸭是如何讲得一手好故事，能在这短短十几年里，从安保制服转型成一个口罩卖1000的奢侈品品牌。




1957年，加拿大鹅刚成立，在当时还叫雪鹅的加拿大鹅，主要业务就是制作各种安保制服，连门店都没有，跟奢侈品更是八竿子都打不着。 逆袭要从第三代老板Daniel Reiss说起，九十年代某天，Reiss走进一家买手店，他发现一件加拿大鹅被放在Gucci及Prada的衣服之间，甚至瑞典的皇室成员也在穿加拿大鹅。 或许，一开始平价安保制服的定位就定错了？加拿大鹅能不能像日本的白色恋人巧克力、北欧的家具设计、瑞士的高级手表一样，做大做强，变成绝无仅有的加拿大特产？ 2001年他接手雪鹅后，开始改革，第一件事就是换掉雪鹅的商标，改名“加拿大鹅”。接着，他把羽绒服发放给多伦多最难进的夜店门口的保安，先让一小批人注意到这个牌子。 想象一下，零下几十度的街头，一批粗犷的加拿大人在凛冽寒风中前行，在暗夜里担任守门人，穿加拿大鹅的他们就像是群探险家。 故事在短时间内狂热流行起来，加拿大鹅迅速升级为强势的民族品牌。除此之外，加拿大鹅还把羽绒服带进好莱坞剧组，赞助了多伦多、圣丹斯、柏林及釜山的电影节。 这种“文化营销”，让品牌成为故事的一部分。人气越来越高，买的人多了，彼时的加拿大鹅却开始玩起来奢侈品的固定套路：不讲价、不打折、限量发售，保持稀缺！ 2016年开始，加拿大鹅的风也吹进了中国，在周冬雨、胡歌、井柏然等明星的自拍或街拍里，加拿大鹅频频露脸，2017、2018年，马云也穿上了加拿大鹅，这下子在中国彻底火了。01年，加拿大鹅年收入仅384万加元，到19年，营收8.31亿加元，直接翻了200多倍。 讲故事立人设，再从一小撮人入手，出圈后大玩奢侈品策略，这就是加拿大鹅的套路。 那么，我们真的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中国鹅吗？
当然不是！



相信大家都听过国货鸭鸭，但鸭鸭背后故事，你可能并不了解。
 荒滩上茅草丛生， 血吸虫肆虐，冷不丁还有野狼出没，这是1955年的江西省德安县。
面对下乡垦荒的“惨状”，98名上海知青惊呆了，但他们并没有退路。知青们砍倒茅草，盖起了茅棚，在这里扎下根，这片荒地后来被称为共青城，共青城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共青人的创业史。 白天，他们垦荒干农活，把手磨出了血泡，晚上，一群野狼围着他们烧起的篝火嗥叫。
日子太难熬，有人悄悄走了，更多的人留了下来。 围湖造田，开荒造林，共青人开起了板鸭厂，板鸭厂帮大伙赚到了钱，但几万斤鸭毛堆的哪都是，还碍事儿，遇上刮风就漫天“飘雪”，烧掉可惜，又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副厂长蒋仲平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怎么能把这些鸭毛也变成钱？ 1971年下半年，一个偶然的契机，一位下放干部是抗美援朝时志愿军的文工团员，曾经得到过一条战利品睡袋，他指着那到处堆满了的鸭毛发表感慨：“这鸭毛，可以做成鸭绒睡袋，又轻又暖，睡在冰天雪地里都冻不着！那可是个贵重的东西呢！” 蒋仲平眼睛一亮：不就是用布袋往里边装鸭毛吗？我们也能干！
他带着下放的大学生去长沙羽绒厂学技术，回共青城建羽绒加工厂，可哪有这么容易，当时建个像样的羽绒厂都要上百万元的投资，1971年，上百万资金，对一穷二白的垦荒知青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蒋仲平决定土法上马，先干起来，他花了不到300元，拉回一卡车废旧钢材。大年三十的除夕夜，鞭炮声声，万家团圆，蒋仲平带领着他的伙伴在工地上干的热火朝天，妻子说他不仅把家忘了，把过年也忘了。 30天，夜以继日，荒滩土坡上竖起一幢“小炮楼”——一幢两层楼高的鸭绒加工车间，他们又筹资2000元招收了27名女职工，连缝纫机都是职工自带的。 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一茬接一茬。 当时处在计划经济时期，布都是按人头发的，根本批不下来布做羽绒服，这可怎么办？蒋仲平发动大家凑了几十丈人头布票，派人去南昌买布，谁知派去的采购员还没到南昌，在车上布票就被小偷扒了，哭着跑回来。 大家一咬牙，再凑！ 就这样，排除万难，共青羽绒厂终于开启了生产。 第二年他们带着生产的羽绒背心参加了春季广交会，加拿大客商一口气订了750件，当年秋季广交会上外商又订了1500件羽绒背心。是的，1972年，50年前，中国鸭就已经出口到加拿大了。 改革开放后，共青羽绒厂正式注册“鸭鸭商标”。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鸭鸭羽绒制品年产量达500万件，年产值6亿多元，跻身进入中国500强企业。不夸张的说，北京王府井一条街，有7个鸭鸭的销售网点。 1989年，鸭鸭作为国礼，赠送给戈尔巴乔夫夫妇，随后一年，鸭鸭陆续向苏联出口了14万件羽绒制品。 中国的鸭鸭, 早就火到了世界。


 这样的国货远不止鸭鸭，还有8台缝纫机起家卖到72国的波司登，“秋名山新车神”五菱宏光，低调收购斐乐、始祖鸟的安踏…等等。
但国货头上始终有一顶帽子，叫不被看见，或者说需要被看见。
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国货质量明明很好，为什么大家还是习惯于高价买外国国货？
换一个问法，当我们花一万多买加拿大鹅时，我们在消费什么？ 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在书里说，在消费社会，人们消费的不止商品本身，还有商品所代表的符号意义。
什么是符号意义？ 举两个例子：在英国的一所高中，穿加拿大鹅的学生们抱团嘲笑穿不起大鹅的人，最后学校看不下去了，颁布了一道“大鹅禁令”，不允许所有学生穿大鹅在内的奢侈品衣服。 这些抱团的学生消费的是什么？其实是加拿大鹅这个符号背后的优越感。 纽约白领们坚持在零上的大晴天穿大鹅，《女装日报》副总编曾开玩笑说：“他们汗流浃背，但仍然要穿着Canada Goose，时尚压倒了天气。” 白领们消费的是加拿大鹅符号背后的时尚、有钱、社会地位，跟温度无关。 那么，我们要什么样的符号意义？我们希望通过一件衣服、一个国货，给我们带来什么？ 马克思说，一个时代的精神，是青年代表的精神；一个时代的性格，是青年代表的性格。 加拿大鹅们什么时候能不这么傲慢？国货什么时候能真正崛起，在全世界流行起来？